舒云子已经走了三年。

三年其实不算很长，尤其对一个二十一岁的人来说，甚至只是从高中毕业走到大学中段那么短的一截。可对江泊野而言，这三年却像把他整个人从少年那一侧硬生生推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他的身形比十八岁时更成熟，训练让肩背彻底长开，脸上的轮廓也硬朗了一些，比赛经验越来越多，情绪越来越能藏得住。只有极少数真正熟悉他的人，才会发现他偶尔会在某个很普通的瞬间忽然沉默，像是思绪被谁轻轻拉走了。

运动员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职业。

这一点江泊野比谁都清楚。网球尤其残忍，你可以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同龄人，可以在省内、国内打到很高的位置，可以进入国际联赛，可以开始被一些真正关注这项运动的人记住名字，可只要站到更高一级的赛场上，就会立刻发现，前面还有那么多人。百分之九十九从来不是终点，有时候甚至只是刚刚够到门槛。

江泊野就是在这样的门槛上，一点一点往前磨。

他开始有了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奖金和赞助，虽然远没有到富裕的程度，却已经足够让董令仪不用再出去做家政。母亲最开始还不肯停，总觉得儿子的钱应该留着训练、治疗和未来用，后来江泊野干脆把每个月固定的一部分转给她，语气很平常地说：“你别再去擦窗了。”董令仪听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是点了点头。

那一刻，江泊野其实有一点恍惚。

他曾经坐在医院走廊里，账户里只剩两位数，对着四位数的医药费不知道怎么办；现在他终于可以替母亲把生活托起来一点了。按理说，这应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“熬出来了”，可他心里最先冒出来的却是，如果云子还在，她大概会很高兴。

她会说，泊野哥哥，你看，你真的做到了。

然后也许会把他某场比赛的奖金算得明明白白，再一本正经地告诉他，剩下的钱不要乱花，多留一点做恢复和营养。

这种想象出现得太自然，三年过去以后依旧如此。

江泊野越来越常读苏轼那首《江城子》。十六岁那年，他坐在南徽的操场上听朗诵会，周围全是同龄的少年。那些人正是最茂盛的时候，像一排排抽高的鸢尾，叶片和花茎都笔直地往上长，谁也不会认真去想死亡离自己有多远。

他还记得那个男生声音很好听，朗诵会上念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，那时他的视线和云子的视线交汇，她就那样冲他笑了一下，让他心口一下子被撞得酸软了起来，头一次意识到了“妻子”是哪般模样。

她坐在他身边，拿笔在纸上轻轻写字，写到“纵使相逢应不识”的时候，却故意把“逢”改成了“缝”字。她说是她喜欢这样写。她说“缝”像是把两个原本裂开的东西重新缝起来，也像有些人相逢以后，不只是遇见，而是会把彼此破掉的地方一点点缝好。

那时候的江泊野听懂了字面，却没有懂重量。

她真的把他缝过，江家塌下去的时候，是她把他从那套破碎的旧秩序里一点点拉出来；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贫穷，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的衰弱，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从“少爷”变成一个普通的、要靠球拍往前走的少年，也是她告诉他，球技就是他的家底。她教他男人可以被保护，可以承认脆弱，可以不靠控制别人证明自己，也教他一个人真正的尊严，不来自别人怎么看，而来自自己怎么活。

可她只缝了他，没有留下来。

江泊野二十一岁以后再读《江城子》，已经不太敢在晚上读。

因为有些句子会直接落到身上。

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以前只是诗，现在却是日常。他根本没有天天刻意去想舒云子，可她就是会自己出现。吃到好吃的牛肉会想到她，看到春绿色会想到她，遇见毛绒熊会想到她，在街头看到扎麻花辫的女孩也会想到她。甚至有时候比赛打到最艰难的时候，他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