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见哥哥

登船是在黄昏时分，码头上什么人都有，戴贝雷帽的法国老人、抱孩子的犹太妇人、几个嚼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倚着行李堆笑。海风将告别的呼喊与缆绳绞动的嘎吱声搅在一起。

这是一艘跨大西洋的豪华邮轮，船名伊丝塔。船身雪白，烟囱高得要把云絮也捎走。

克莱恩把儿子往上一颠，迈上舷梯，俞琬跟着，却听见身后有个法国女人的低语：“这一家子，倒像要去美国当国王。”

另一个男人接口：“德国人现在去哪都一样。”

俞琬脚步微微一顿。金发男人倒头也不回，只从上方稳稳伸下一只手来。

她轻轻将手递进他掌心，海风大起来，将鬓边发丝吹得凌乱，邮轮拉响了一声汽笛，又深又长。

海上的日子很慢。头等舱的餐厅挂着水晶灯，地毯厚得能把鞋跟吞掉。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：美国军官、法国商人、荷兰富家女，还有几个沉默的流亡贵族。

俞琬第一次在和平年代见到这么多亮晶晶的人，反倒有一点点不习惯。

她牵着克莱恩的袖口，弗雷迪则在怀里好奇张望，偶尔朝某个老太太一咧嘴，逗得对方眉开眼笑。

夜里餐厅灯火通明，爵士乐懒得发软，香槟塔开个没完。俞琬头几天还觉得新鲜，后来便不再整晚待在那了。

弗雷迪在舱房里爬得飞快，一会儿撞到柜角，一会儿又坐在地上“咯咯”笑，保姆和汉斯都哄不住，克莱恩有时便单手把他抱起来，小家伙立刻和被按了开关似的安静下来。

“他服你。”女孩笑道。

男人却只淡淡回：“他怕我。”

她有时觉得，那种父与子之间的角力，远比船上的舞会更有看头。

船行到第四日浪大起来，弗雷迪和进了摇篮似的睡得尤其香，倒是俞琬吐过一回，整个人软得没力气，昏昏欲睡。醒来时，睁眼便见男人坐在旁边看报纸，见她动，就默不作声把水杯递过来。

可旅途中，总免不了要应付几场百无聊赖的晚宴，有一晚，一个美国商人醉醺醺地问他：“听说你以前是军人？来美国做什么？买枪吗？”

整桌人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

金发男人回得不咸不淡。“你们的枪我用不惯。”

那商人被噎得酒都醒了一半，只得干笑着去摸自己的领结。

约翰和汉斯也一同上了船。约翰仍像在陆地上一样，每天在甲板边站得笔直，看着海面，像在看某种不会还手的敌人。

汉斯倒活络得多，没两天就和几个从瑟堡上船的美国上尉混熟，还跟他们打牌，输了就给人讲一个坦克营的老段子。

他们不住头等舱，却总在早餐后准时出现在周围，像两棵不声张的树，克莱恩有时和他们下国际象棋，一下一个下午。

大海很静，静得让人几乎忘了这艘船上还挤着好几层人生，有人揣着“美国梦”，有人带着旧伤疤，每个人都像从新旧交替的世界里漏出来的一粒沙。

第十天清晨，船近纽约。

俞琬是被汽笛叫醒的，克莱恩已经抱着孩子站在圆窗前，她披上晨衣走过去，贴着他往窗外看。

雾里有什么正缓缓显出来，起初是一团灰，接着，那抹灰里，便浮出一尊只在明信片上见过的绿色身影。是自由女神像。

弗雷迪今天安分极了，小手指着岸上的吊车，极用力地冒出一个词：“Panzer！（坦克）”

女孩抿唇笑出了声，这几天，克莱恩总拿着装甲兵画册给弗雷迪看，现在这小家伙看到什么大的、铁的、统统称作坦克。

克莱恩顺着儿子的视线望了眼：“也差不多，都是钢铁，都能把世界翻个面。”

纽约的摩天楼群正从晨雾中拔地而起，一排连着一排。

俞琬仰着脸，觉得这里和柏林、巴黎、上海都截然不同。它们不像欧洲的宫殿是一节节长出来，花上几百年才能收成一个尖顶，倒像是被谁用蛮力直直插上去的。

太满了，满得没有废墟，没有断墙，只剩下不断向上长的水泥。

“海岸线有点像上海….”她轻声说，“可又比上海高好多…”

克莱恩凝视着那片天际线，目光从一栋楼移到另一栋楼，眉心微微拧了一下。

现在的自己要打的是另一场仗，不需坦克，不必流血，却同样要用钢铁、油管和流水线。

邮轮渐渐入港，汽笛长鸣，整个港口像一锅烧开的水，到处是人声、铃响、起重机的金属摩擦和海关的哨子声。

栈桥上挤满来接船的人，帽子叠帽子。有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