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眼角有什么隐隐在跳。

俞琬后来才知道，原警卫旗队师的建制被彻底打散了。胡伯特从法国战俘营出来以后，在里昂一家屠宰场干了半年，而后老家来信，他妻子带着孩子改了嫁。

说这话时，这个大胡子男人正坐在露台上，对着日内瓦湖抽一根不知谁递来的烟，烟灰落在大肚子上，他也懒得掸。

饭是俞琬和厨房一起张罗的，烤了一整只迷迭香小羊，大铁盘里堆着烤栗子和土豆，黄油还在上面滋滋地冒泡。黑森趴在汉斯脚边，两只前爪交叠着，谁给它东西都先看汉斯一眼。

克莱恩坐在主位，一如既往的话不多。

胡伯特喝了两杯威士忌，开始讲美军战俘营的事：“他们放电影，查路德，还发巧克力。我们排着队去领，像小孩领圣餐。”

他咧嘴笑，又低头搓了搓鼻子，“比东线强，就是夜里会梦见泥，醒来鞋底是干的，又总觉得在往下陷。”

满桌忽然静了，纽曼本想讲什么，又悻悻然噤了声。低头去拨弄盘子里的栗子壳。

克莱恩放下酒杯：“都出来了。”他从不说“一切都会好起来”这类的话。

晚餐后，男人们去后廊，夜色已沉，湖风凉丝丝地钻进来。俞琬透过客厅的落地窗望过去，那一排男人的身影，像几截被岁月磨薄的旧刀片，斜斜插在灰蓝色的夜里。

战争真的结束了吗？?也许是的。

但依然有这样一群人，从血与火中走出，却仍愿意朝那簇尚未燃尽的火光，围过去，聚拢来。

接下来几周，陆陆续续又有人来，有的还穿着旧军服改的便装，有的带着女人和孩子，有的一个人，神情警觉，像刚从一场很长的噩梦里转醒。

年纪最小的才十来岁，之前在奥地利北部的农场帮工。来了之后一直抱着弗雷迪不肯放，说孩子像他从前连队里的传令兵。

大家都哗然笑开来，那笑里有灰，也有暖，那炉战场上还没烧完的火，被他们一人揣了一点，带到了这座湖滨小镇上来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回来。

有人去了南美，改名换姓，听说在里约热内卢又穿起了旧制服，和一群人谋划着什么“第四帝国”。

胡伯特提到时，连喝了三杯，桌上都没人再开口。

副师长施泰因没有来。他从阿根廷寄来一封信，写他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成了高级军事顾问，在那边碰到了“很多老朋友”。还说：“我在这里不叫施泰因了，叫阿波斯坦——真有意思，居然姓了一个犹太人的姓。”

信里问，如果老长官愿意来，自己可以帮忙引荐。他们正缺懂装甲兵的人，来了定能成为庇隆总统的座上宾，至少拿个中将军衔。

那时，俞琬也在一旁跟着看，克莱恩读完，将信纸折了几折，用打火机点燃。火舌卷上来，那几行字烧成一片黑雪，散落在烟灰缸里。

“他选好了。”他只说了这一句。

也有人干脆留在了美国中西部，娶了当地姑娘，在农场开拖拉机，寄来的照片背面只写了一个词：“活着”。

还有人在柏林终日酗酒，和所有战友断了联系。

另一个给克莱恩挡过枪子儿，又跟着从阿纳姆突围的排长，出来时，在黑森林里吞了枪。消息是汉斯带来的，说找到人时，那排长还穿着旧军靴，靴带系得整整齐齐，兜里还装着老长官当年发给他的铁十字。

克莱恩听到之后，独自去露台上抽了很久的烟。直到女孩抱着弗雷迪走过来，仰起脸，小手轻轻搭住他的胳膊。

那些傍晚，他们总是围坐在露台的长桌前，面前摆着黑啤酒。开始时往往不知道聊什么，总要几杯酒下肚，话才渐渐多起来。

有人说起在战俘营里学英语，把“投降”和“午餐”搞混；有人笑，有人骂；有人喝多了，红着脸起身时差点打翻酒瓶——